01、印象
黄杰，徐向前元帅的夫人，堪称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女性。
初次目睹她的风采与徐向前元帅的威严，已是半个世纪以前。那时，新中国尚在初创，我尚是八一学校的一名学子。该校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它从革命老区迁至北京西郊。
那段崭新的生活，眼前呈现出一派人民新政权初创时期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万物皆环绕着那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
曾有一次，我班上的同学徐小岩的家长莅临学校探望他。得知这位家长竟是一位被称为“元帅”的高官。
然而，徐向前夫妇以一位普通学生家长的身份踏入校园。徐帅身着简朴的便服，身姿清瘦，举止文雅谦逊，面容慈祥可亲，宛若一位教书育人者。至于黄阿姨——直至多年之后，我才在报刊上读到徐帅夫人名为黄杰——她则显得更为平易近人，平静如水。
徐小岩，是我童年至少年时期的密友，与我共同度过了许多年寄宿生活的时光。在那段日子里，我们朝夕相伴，无话不谈。每到周末，我们常常无需城里的家人派车来接，便携手步行数十里归家。那时的苏州街，连接着海淀与市区，不过是一条简陋的土路。我和小岩在这条时而泥泞、时而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行走，边走边聊，畅谈天地间的大事小事，直至晚霞落幕，夜幕降临，方抵达家中。尽管我们饿得肚子咕咕叫，腿也酸疼不已，但内心却充满了满足与畅快。在那个年代，我们乐享于吃苦与磨炼，日常衣衫多为父兄的旧军装。
在我们的交谈中，小岩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父亲徐向前将军以及母亲黄杰的故事，自然频频被提及。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对徐帅那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产生了特别的兴趣。黄杰，她不仅与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拥有着独特的传奇故事，而且在后来的岁月里，她与徐帅并肩走过了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由于这些故事鲜为人知，它们显得尤为动人心魄。
02、为避婚考“黄埔六期”
黄杰，1909年11月16日降临人世于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自幼，她便屡遭不幸，两岁时，父亲便离她而去，从此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黄杰的伯父，黄仲甫，昔日担任郝穴团防局的团总，在当地享有盛誉，被誉为一位杰出的绅士与封建礼教的捍卫者。他竭力向黄杰传授封建道德，然而，年少时的黄杰却对此强烈抗拒。黄杰早年便就读于郝穴高等小学堂，今已更名为郝穴小学。他自幼聪颖好学，性格坚韧不拔，对自由充满热爱。
在1924年的某个时刻，我的大伯突然踏进黄杰的家中，对她说：“孩子啊，你即将迈入十六岁，时光飞逝。俗语有云，男子到了一定年纪应娶妻生子，女子也应适时嫁人。你看，村里与你同龄的姑娘们，大多数都已为人母。我思量着，趁着年末的喜庆，你的婚事也应该提上日程了。”
近日，大伯为了促成与另一家豪绅的联姻，亲自出马担任媒人，将黄杰许配给了那户人家。
然而，黄杰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婚姻的议题在她脑海中从未浮现。大伯的话语如同晴天霹雳，猛然击中她的心头。
黄杰深知，尽管自己已步入十几岁的青春年华，但若在此阶段便谈论婚嫁之事，难免会对学业产生干扰。
不久，黄杰从旁人那里得知，那位豪绅之子在当地声名狼藉，堪称典型的放荡子弟。这一消息让她与大伯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争执不休。
“大伯，我想退亲。”
1924年，黄杰，时年方满十五岁，毅然决然地挣脱了封建家族的束缚，背井离乡，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程。
她历经艰辛，漂泊了数载，终于在两年之后，听到了一个足以改变她一生的消息——随着北伐军攻克武汉，为锻造革命骨干，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曾经的黄埔军校）在武汉地区启动了招生工作。
彼时，国民革命军凯旋而入武汉城，1927年1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作出决议，将首都迁往武汉。与此同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随之迁至武昌长街两湖书院的旧址，该址位于现今武昌区解放路中段、彭刘杨路交叉口附近。代理校长邓演达，教育长张治中，总教官恽代英，以及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珩等教官，均为中共党员。徐向前担任政治大队第一队的队长。而陈毅虽表面上担任文书一职，实则身兼中共党委书记之重任。
恽代英亲自负责指导女生队，而施存统则担任女生队政治部主任一职。
1926年12月，黄杰历经风尘仆仆的奔波，抵达了两湖书院的旧址。她在会客单上认真地填写了个人信息：“黄杰，年方十六，籍贯湖北江陵。恳请见恽代英先生。”
恽代英热情洋溢地接待了她，并详尽地为她阐释了报考流程及各项注意事项。
本次选拔仅接纳25位学子，竞争激烈，女生获得录取资格的难度尤为显著。
那日作文题目定为《革命与进化的差异》。黄杰将所知所能，倾注于试卷之上，全文仅得108字。她论述了革命源于人为，而进化乃自然法则的真理。追溯其根源，她家中邻里间有位倡导进步的教授，曾向黄杰传授过三民主义。那时的黄杰，犹如一张未染的素纸，聆听时全神贯注，那些话语便如刻骨铭心，深植于心。
紧接着，数学考试接踵而至。试卷上共有八道题目，然而黄杰仅完成了其中的两道。坐在她后面的同学察觉到她的困境，便善意地递给她一张纸条。性格纯朴的黄杰却不敢伸手去接。
黄杰的同桌虽学历略高，却未能如愿金榜题名。得知此事后，黄杰内心泛起一丝忧虑，自忖自己的学业或许更加逊色，因而犹豫再三，迟迟未敢踏足复试的门槛。
她鼓起勇气前往查看成绩，远远便瞥见了“黄杰”两个醒目的大字。随后，她请老师帮忙查阅试卷，却发现上面并未标注分数，仅留下了“孺子可教”这四个字的评语。这一评价让黄杰如释重负，她如愿以偿地被顺利录取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并被编入步兵第二团第三连。
彼时，众多女生的从军初衷，绝大多数源于渴望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当时共有183名女生加入了党组织，再加上南湖学兵团的30名女生并入军校，使得女生队伍的规模扩充至213人。她们的年龄和文化水平各不相同，既有大学生，也有像黄杰那样的中学生。她们普遍怀揣着爱国之心，但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其中以四川、湖南、湖北的女生尤为集中。她们中未婚者居多，年龄介于18至30岁之间，有的已为人母，有的甚至曾缠足。尽管背景各异，但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勇于突破封建的枷锁，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浪潮之中。
1927年2月12日，学校正式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女学员们一律剪短了发丝，身着深灰色的军装，腰间紧系腰带，头戴军帽；与男学员有所区别的是，她们穿着黑色的绑腿，军服的双袖上绣有代表“W”的红色字母，同时腰间还悬挂着短枪。
新兵需先完成为期三个月的入伍教育。女学员被编入一个大队，与同期招收的政治科两大队一同隶属于“第六期入伍生”总队。该女生大队下辖三个中队，以及九个区队，每个区队又分为三个班级。随着武汉分校的设立，女生队随即配备了指导员。女生大队的队长由郑奠邦担任，而区队长则由杨伯珩、张麟书等担任；三个中队的指导员分别由彭猗兰、钟复光、唐维淑担任。
彼时，军校的经济状况颇为拮据。校舍中，唯有俱乐部独享青砖瓦砌的雅致建筑，而教堂、宿舍、食堂乃至厕所，皆以草屋为栖。女生队则占据了位于两湖书院东侧的一座两层楼院。楼之高者为女生宿舍，楼之下则为用餐的饭堂。
军校之中，纪律严明，生活节奏紧凑。军号声一响起，全体学员即刻起身，迅速穿戴整齐，梳理好个人仪容，床铺上的被子叠得棱角分明。短短十分钟内，一切准备就绪，随即投入到严格的操练之中。
自晨5点半起身，直至夜9点半安寝。课程分为两大类，即术科与学科。学科内容涵盖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阵中要务令、射击教范等知识；术科则是依据步兵操典，对军事基础进行系统训练。每日安排八堂课程，上午四节为学科，下午四节为术科。
黄埔军校借鉴日本士官学校的课程体系，教授《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以及《实地测图》等专业知识。同时，学校还注重实践训练，包括单兵动作、连排营的行军演练等。
黄杰不仅在文化基础方面表现出色，其聪明才智更使得她在各项考核中成绩斐然，均为“优良”。加之她勤于动脑，深入探究战术问题，因而深受诸多军事教官的青睐。同学们对她赞誉有加，甚至带着一丝羡慕，亲切地称她为“军校之鹰”。
依照军校的传统，每当晨鸡破晓，除非遭遇雨天或雪景，各学科各连的学员便需集结于公路两侧，进行队列跑步。一圈绕岛，行程约达十五公里。经过日复一日的坚持与积累，黄杰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晨跑，体质随之增强。即便身材依旧苗条，但他的筋骨已变得坚韧，足以承受任何挑战。
军校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焦点，斗争异常激烈且尖锐。蒋介石校长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使得学员们的学习环境看似陷入左右派斗争的低谷，然而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宁静。周恩来离校之后，恽代英与萧楚女便成为了军校政治讲坛上熠熠生辉的“日月双璧”。
在军校期间，黄杰不仅投身于波澜壮阔的北伐战争，更有幸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项英、陈毅、徐向前等中共杰出领导人，这些经历更加坚定了她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向往。
此刻，北伐军亟需补充众多中下级军官。在恽代英与萧楚女的携手努力与感召之下，军校涌现出一批批才华横溢、积极进取的青年才俊。
赵一曼、张瑞华、胡兰畦、谢冰莹、曾宪植、危拱之、胡筠等同学，均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声名显赫的女性典范。
03、难忘之事
1928年伊始，年仅十八岁的黄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杰刚入党不久，便乔装成香客，悄然来到武汉市郊的一处道观。她的直接领导，前武汉分校的教官，也以香客的身份，在大殿内静候她的到来。教官简洁地告知黄杰：“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广州起义以来，农村革命根据地与红军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鄂西地区，由段德昌等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人数已壮大至数百人，并构筑起了较为稳固的根据地。中央特派你去鄂西开展工作。”
黄杰惊喜交加地说：“鄂西啊，那可是我的故乡呢！”
教官言：“这正是派遣你至彼处工作的优势所在。看，此乃你抵达松滋县后所用的联络荷包。”
黄杰稍作整理行囊，便急匆匆踏上了征程。她隐姓埋名，化名为桂青，担起了中共松滋县县委书记的重任，成为该职位的第一任领导者。
1929年，黄杰乘船抵上海。
她被指派至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辗转于江苏、上海、香港、湖北等地，担任中央军委、中共江苏省委以及上海市委的交通联络职务。在她的职业生涯中，黄杰在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潘汉年等革命先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了革命斗争。她曾担任闸北区女工部部长和沪东区女工部部长。正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黄杰与帅孟奇大姐相识。那时，帅大姐在一家烟厂担任女工，因工作关系，接触颇为频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时期内，黄杰有幸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同志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
黄杰曾深情地与人分享一则令其终身难以忘怀的往事：
在那个1930年的寒冬时节，我担任周恩来同志的交通员，居住在英租界成都路上一座洋楼之中。
“直木同志刚刚来电，绝不可能发生意外，肯定是你这个丫头贪玩，误了大事！”我顿时感到极度的委屈，转身在屋角悄悄地哭泣。恰在此时，伯承同志赶到。他了解情况后，安慰我说：“不必着急，我会尽快查明真相，并告知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回家后告诉我们：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是他夫人刚从乡下归来，携带着两只母鸡，一时找不到绳子捆绑，看到窗户上的红头绳，不知其为安全信号，便随手取下用来绑鸡。周恩来同志和我听后，都忍不住大笑，一场误会就此烟消云散。
二十年后，我在北京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重逢，这一刻格外珍贵。在北京饭店的盛大晚宴上，周恩来总理正忙碌于接待尊贵宾客。然而，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便穿过几桌，径直向我走来。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慰藉，脸上洋溢着真挚的微笑，他举起酒杯，亲切地对我讲：“黄杰同志，你还记得那次在上海传递情报的往事吗？已经过去20年了。我一直觉得对你有些亏欠。那时候你还如此年轻，真的太对不起你了。让我们举杯共饮这杯葡萄酒，以此纪念……”
在激战中，黄杰从周恩来同志那里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遇事须保持冷静，充分运用智慧去应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如此方能击败敌人。
04、狱中历练与初婚
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黄杰开启了人生中第一次的恋爱与婚姻之旅。
她的伴侣，原名曾钟圣，后改名为曾中生，乃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战略家。
1930年7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曾中生与黄杰前往南京执行兵运任务。不久，他们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共同的革命理念和斗争历程中，黄杰与曾中生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同年7月，经组织批准，他们喜结连理。然而，他们的婚姻生活常常是聚少离多。
婚后不久，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聂荣臻便与曾中生进行了谈话，委派他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的职务。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黄杰则暂时留驻上海。
黄杰与曾中生，这对新婚燕尔的伴侣，尽管心中充满了不舍，却依然坚定地服从了革命的大义。他们约定，待几个月后，在鄂豫皖地区重逢。然而，这场约定竟演变成了永久的诀别。
1930年11月28日，曾中生抵达鄂豫皖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湖北孝感的小河溪樊家村。他此行肩负着传达党中央对“立三路线”的反对立场最新指示的重任。他的莅临，为大别山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在批判李立三所倡导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曾中生并未对执行错误路线的个人进行过度追责，从而成功促进了鄂豫皖苏区内部的广泛团结。
西临平汉铁路，东抵淠河，南至黄陂、罗田北部，北达潢川、固始南部，辖区涵盖了20余县的全部或部分，全区人口激增至200余万。
1931年四月，正当鄂豫皖苏区在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曙光即将到来之时，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了苏区。翌年五月一日，他在河南新集宣布了对原鄂豫皖特委的撤销，并正式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自任中央分局书记并兼任军委主席，而曾中生、邝继勋则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然而，张国焘对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军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心生不满。
1932年12月，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的误判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行动以失败告终，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在漫长的行军途中，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层，对这种盲目行军的风险深感忧虑。他们商议决定，派遣代表向中央汇报现状，揭露张国焘的错误，并敦促中央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然而，他们又意识到，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决定由曾中生汇总众人的意见，以书面形式直接向张国焘提出，要求立即终止无节制的撤退，并在陕鄂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面对众人的不满和孤立无援的困境，张国焘不得不在陕南城固县小河口村召开了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曾中生直面张国焘这位党内难以惹怒的霸王，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张国焘被迫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并任命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由张自任主席）。然而，张国焘对曾中生的怨恨日益加深。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指使手下在四川西北部理番县的卓克基秘密杀害了年仅35岁的曾中生，事后却反诬其逃跑投敌。直至1945年，党中央在七大上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1989年11月，在牺牲半个多世纪之后，曾中生被中共中央军委追认为中共建军史上33位军事家之一。
193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化名为赵映华的黄杰，不幸于上海遭到逮捕。与此同时，一批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亦一同身陷囹圄。
在国家的危难之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时任国民御侮自救会主任，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全力以赴地进行救援。她力邀知名大律师为她们提供法律援助，确保她们的身份始终保持隐秘。因被以“危害民国紧急制罪法”定罪，判处五年监禁的黄杰，在宋庆龄女士的积极斡旋下，以“无知幼女”的身份成功减刑两年半，最终被关押于英租界的提篮桥女子监狱。
历经两年半的牢狱生活，这位曾被误认为“无知幼女”的女子非但没有意志消沉，反而在逆境中更加坚定了勇敢的信念。她在狱中与邪恶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5年，黄杰重获自由之际，上海党组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红与白界限模糊。他试图前往延安，却未能如愿，直至次年，历经辗转，方抵达香港，并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此刻，她方才确切地得知，曾中生于1935年在红四方面军中遭受了含冤被害的悲剧。
黄杰泪水涟涟，心如刀割。然而，在党组织的温暖关怀中，她愈发坚韧。黄杰深知，唯有加倍勤奋地为党的事业献身，竭尽全力于革命斗争，方能对逝去的亲人致以最深切的缅怀。
05、短暂的婚姻再续
在投身党的地下斗争岁月中，年轻的黄杰再次经历了爱情的邂逅与婚姻的缔结。
郑德，坚强共产党员。
郑德家，当时在上海工商界赫赫有名，家族财富颇丰。然而，郑德并未沉溺于富贵安逸的生活，而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
郑德对坚韧不拔的黄杰心生倾慕，立志效仿她那无私奉献于党的事业的精神，追求她那充满意义的生命轨迹。
1938年，黄杰遵照党组织的指示，被派往初创不久的新四军军部，肩负起担任服务团女生队队长的重任。
随着服务团女生队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黄杰与郑德亦应党组织之命，一同抵达重庆。
在山城，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他们日复一日，仿佛始终沉浸在缥缈的云雾之中。
1939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自莫斯科抵达迪化（今之乌鲁木齐）。党中央委派他担任中共新疆代表及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并以徐杰为化名。
在抗日烽火的激荡之中，我党与盛世才携手，构筑起抗日的统一战线。郑德，作为党组织精心培育的第一代飞行员，肩负使命，远赴新疆深造飞行技艺。而黄杰则留守后方，被委以重任，担任合川战时第一保育院工场主任一职。
1940年，黄杰告别了长期奋斗的白区，终于实现了心中久违的夙愿，踏入了革命圣地延安。
黄杰光荣地被任命担任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组织部部长的职务。
她时常思念郑德。
那日，中央组织部的高级领导与黄杰进行了一次谈话，向她传达了一个沉重的消息：“黄杰同志，务必坚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曾言：奋斗难免有牺牲，在革命征程中，生命的消逝实为家常便饭……”
原来，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在新疆积极投身抗日事业，他们率领“新乐营”的战士们学习文化和军事技能，为重返抗日战争的前线储备力量。大批援华物资沿着新疆的国际交通线运往延安。然而，生性多疑的盛世才对此感到极不悦，不惜千方百计制造摩擦，借机刁难他人。他甚至以“阴谋暴动案”的罪名，将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软禁起来。在危急关头，周恩来副主席从苏联治伤归来，途经新疆，稍作停留。在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的陪同下，他与盛世才进行了会面，重申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原则立场，慷慨激昂地陈词，据理力争，使得盛世才表面上不得不作出让步。
最终，盛世才公然揭穿了“革命”的虚伪外衣，将我党在新疆培养的杰出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以及郑德等，以及我们党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尽数囚禁并残忍杀害！
郑德宁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这一不幸的消息传来，对黄杰的打击之重，自是不言而喻。
鉴于革命斗争的迫切需求，他们不得不将尚在襁褓中的幼子送往香港，寄居于大伯父的家中。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幼子被贴上了“资本家”的标签。在那个时代，一位革命者的母亲与“资本家”之子间的关系是难以被社会所接受的。直至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投入了大量努力，双方的往来才得以逐渐恢复。
黄杰，作为一位历经风雨、饱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迅速融入了新环境，将工作推进得如火如荼，成绩斐然。
1945年，部领导获悉黄杰曾于保育院工作，遂与她进行了深入交谈，诚挚邀请她出任延安第一保育院的院长一职。
首句领导便说道：“我们已与八名同志交流过意见，他们均对此工作表示不感兴趣，你将是第第九位人选，你对此有何看法？”
黄杰始终将党的需求置于个人志愿的首位，她回应道：“那就这么定了。”
此事已然尘埃落定。组织部的领导长舒了一口气，宛如卸下了沉重的负担。
不久后，几位资深女性对此事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她们甚至向组织部提出质疑：“黄杰并未犯有过错，为何要将她调往保育院？”
黄杰闻讯后，却以宽广的胸怀笑着对那几位前辈姐妹言道：“这不过是我自个儿乐意的举动。你们不妨想想，在延安这等地，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又有多少烈士的遗孤正等待着我们的关爱呢！”
备受瞩目的电影故事片《啊，摇篮》，讲述了黄杰与陕甘宁边区延安第一保育院的孩童们感人至深的往事。
宋庆龄女士听闻了黄杰与保育院的相关状况，特地经由中国红十字会，慷慨捐赠了衣物与食品。每回，都是邓颖超大姐亲自将这批捐赠物资转交给黄杰及保育院的成员。
黄杰的豁达心态与坚韧不拔的意志，皆与她青年时期所遭遇的一切紧密相连。
延河水畔，黄杰遇徐向前
众多老同志与老战友始终关切着那位历经两次家庭悲剧、长期独自一人的黄杰。
1940年，在张琴秋等前辈的引荐下，黄杰与徐向前得以相识。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恋，他们最终于1946年5月4日喜结连理，婚后育有一子小岩和一女小涛。
不论是在抗日战争岁月还是解放战争的烽火中，黄杰始终与徐向前并肩作战，于陕甘宁与三晋的广袤土地上浴血奋战，为革命事业奉献了卓越的力量。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她度过了一段和平岁月，期间先后担任青岛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纺织工会组织部部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人事司的副司长、司长、干部部部长，还担任了纺织工业部的顾问。她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的委员。到了1985年，她又光荣地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黄杰与曾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并肩，坚定地抵制了极“左”路线的侵蚀。他沉着应对谎言、诬陷以及突如其来的惊涛骇浪，甚至曾夜赴毛家湾，直面林彪进行激烈斗争。
06、晚年深挂念家乡
步入晚年的黄杰始终心系故土与家乡的进步与建设。1984年，她挥毫泼墨，为郝穴镇建设中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写了碑名。次年2月，她又亲笔为即将付梓的《郝穴镇志》留下了题词。在1996年和2006年，她分别以书信或其他形式，向母校郝穴小学的90周年和100周年校庆致以诚挚的祝贺。她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对家乡人民的爱戴，以及对家乡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关心，溢于言表。2007年6月18日，黄杰同志在北京与世长辞，家人遵照她的遗愿，将一半骨灰送回故里，撒入郝穴铁牛矶的长江之中，以此表达了她对家乡的无尽眷恋和永恒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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